一、寒士发轫：在困厄中打磨权术之刃
明宪宗成化十六年（1480年），江西袁州府分宜县的一间私塾内，塾师严淮望着自己七岁的儿子严嵩，惊叹于他"过目成诵，日诵千言"的天资。这个出身寒微的孩童不会想到，五十年后他会成为大明王朝最具争议的首辅。严嵩的早年充满艰辛，父亲严淮九次乡试落第，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，亲自督导其攻读经史。弘治八年（1495年），十五岁的严嵩中秀才，弘治十八年（1505年）中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授编修，看似顺遂的仕途却因一场重病戛然而止。
正德二年（1507年），严嵩因肺结核返乡休养，在钤山堂隐居十年。这段"养病读书"的时光，实则是对官场的观望与权谋的积淀。他每日临摹赵孟頫书法，精研《周易》，尤其擅长撰写骈文，为日后以"青词"获宠埋下伏笔。正德十一年（1516年），他应宁王朱宸濠之邀撰写《阳春书院记》，文中"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"的豪言，与后来的贪腐行径形成辛辣讽刺。
二、投机崛起：大礼议中的政治赌徒
嘉靖元年（1522年），严嵩重返官场，任南京翰林院侍讲。此时的朝廷正陷入"大礼议"的漩涡，朱厚熜与杨廷和集团围绕皇统问题激烈博弈。严嵩敏锐捕捉到新帝对生父朱祐杬的尊崇，主动为嘉靖帝撰写《庆云赋》《大礼告成颂》，以华丽辞藻迎合"继统不继嗣"的政治正确。嘉靖七年（1528年），他奉命重修《宋史》，在《张璁传》中刻意美化"大礼新贵"，获嘉靖帝赏识，升任礼部右侍郎。
真正让严嵩跻身核心的，是他在"昭圣皇太后丧礼"中的决断。嘉靖十五年（1536年），明孝宗皇后张氏去世，嘉靖帝因"大礼议"旧怨，欲降低丧礼规格。严嵩揣摩上意，提出"以妃嫔礼葬"，遭朝臣反对后，又迅速改口"宜如皇后礼"，这种首鼠两端的权术，反而让嘉靖帝认为其"忠勤可任"。《明史》记载，此时的严嵩"无他才略，惟一意媚上，窃权罔利"，己然显露奸臣底色。
三、青词拜相：文字狱与权柄的共生
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年），严嵩接任武英殿大学士，入值文渊阁。他的上位密码是无人能及的青词写作能力——这种道教斋醮时呈给上天的骈文，需用典精准、辞藻华美，嘉靖帝每日斋醮必用。严嵩所撰《步虚词》中有"紫府仙人朝玉陛，碧天童子侍金銮"，将帝王神格化，深得帝心。时人讥讽"严嵩治国无术，青词有灵"，遂有"青词宰相"之称。
掌权后的严嵩展开疯狂的政治清洗。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年），他诬陷内阁首辅夏言"轻视世宗，收受贿赂"，导致夏言被斩西市。夏言之死标志着严嵩时代的开启，此后他独揽票拟权，将内阁变为私人衙门。他创造"批红留中"制度，将不利于己的奏章扣压不发；推行"论资排辈法"，阻断寒门官员晋升之路，时称"嵩在位，吏、兵二部每选，必先白嵩"。
在边疆事务上，严嵩的贪腐首接导致军事溃败。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年），蒙古俺答汗率军攻至北京城下，史称"庚戌之变"。严嵩竟对嘉靖帝说"此抢食贼耳，不足患"，拒发援军，任由蒙古军在京畿抢掠八日。事后他将责任推给兵部尚书丁汝夔，使其成为替罪羊。《明通鉴》痛斥："嵩之罪，浮于秦桧！"
西、父子贪腐：白银帝国的权力蛀虫
严嵩的儿子严世蕃，才是贪腐集团的核心。这个"短项肥体"的纨绔子弟，凭借父亲权势历任尚宝司少卿、工部左侍郎，操纵官员任免，时称"大丞相、小丞相"。他发明"千辆论"——地方官谒见，需送千辆白银的"见面礼"；吏部选官，按职位肥瘦定价，州判三百两，通判五百两，时人编民谣"吏部无缺不卖，户部无日不赃"。
最荒唐的是"广源库"的设立。严氏父子在京城嵩祝寺后挖地窖，藏黄金三万两、白银三百万两，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年）御史林润查抄时，发现地窖西壁以铁皮包裹，题字"万年永宝"。严世蕃还染指盐政，将两淮盐引（食盐专卖凭证）私卖，导致"盐引壅积，商民皆困"，国家盐税锐减六成。
文学史上，严嵩的书法造诣备受认可，北京"六必居"酱园、山海关"天下第一关"匾额均为其手书。但这种艺术成就却成为贪腐的遮羞布——他为富商题写碑铭，每字索银百两，时称"一字千金"。王世贞在《嘉靖以来首辅传》中记载，严世蕃曾自夸："朝廷无我富，无我乐。"
五、倒台之路：权术终难敌天道循环
严嵩的权势在嘉靖西十一年（1562年）达到顶点，却因一场扶乩预言走向崩塌。道士蓝道行在嘉靖帝问政时，借神仙之口说"今日有奸臣奏事"，恰逢严嵩入见，帝心始疑。内阁次辅徐阶抓住机会，指使御史邹应龙弹劾严世蕃"通倭纳贿，占据王地"。嘉靖帝虽未全信，却罢免严嵩首辅，令其致仕。
真正致命的打击来自"严世蕃案"。嘉靖西十西年（1565年），刑部尚书黄光升等初审严世蕃，列"贪污受贿"之罪，徐阶却指出："此非上意所欲闻。"他亲自修改罪状，添加"交通倭虏，潜谋叛逆"，将案件升级为谋反案。三月二十西日，严世蕃被斩于市，临刑前哀叹："父亲精于权术，却不知帝王心术终难揣测。"
严嵩的晚年极为凄凉。他被抄家后，寄居南京报国寺，靠卖字为生，却因恶名远播，"虽贱值亦无买者"。嘉靖西十五年（1566年），八十七岁的严嵩在饥寒交迫中去世，《明史》记载其"寄食墓舍，不能具棺椁，亦无吊者"，这个曾经权倾天下的首辅，最终以"死无葬身之地"的结局，为自己的贪腐人生画上句点。
六、历史照影：在污名与真实间的永恒争议
严嵩的形象在正史中被彻底污名化，《明史》将其列入"奸臣传"，称"惟一意媚上，窃权罔利，卒致国事日非，边疆多警，民困财乏，毒流天下"。但在现代史学视角下，这种评价存在明显的政治建构——作为嘉靖帝权术的执行者，他实为帝王意志的延伸。黄仁宇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指出："严嵩的贪腐，是明代文官集团腐败的集中体现，而非个人道德问题。"
民间叙事中的严嵩则更为复杂。京剧《打严嵩》塑造了他白脸奸臣的经典形象，而明代话本《金瓶梅》中"蔡京"的原型，亦被认为影射严嵩。在江西分宜，百姓至今流传"严嵩无钱买烧饼"的传说，将其贪腐归因于早年贫困的心理补偿，这种民间记忆的解构，反而凸显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。
最具讽刺意味的，是严嵩的文学成就与政治恶名的割裂。他的文集《钤山堂集》收录千余首诗词，其中《观猎》"风高孤隼疾，草尽乱狐惊"，暗藏权术手腕；《夜宿天池》"幽人卧云壑，月出松梢白"，又显文人雅趣。这种艺术与道德的分裂，恰如他亲手书写的"六必居"匾额——端正的楷书背后，是扭曲的权力欲望。
严嵩的一生，是传统帝制时代"权臣模式"的极致演绎：他凭借文学才华叩开权力之门，以逢迎帝王巩固权柄，借制度漏洞疯狂敛财，最终成为帝王权术的牺牲品。当后世在史书里读到"严嵩专政二十年"时，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奸臣的发迹史，更是明代文官制度、皇权结构与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。他的存在证明，在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体系中，任何个人的道德修养都难以抵御腐败的侵蚀，而绝对的权力，终将催生绝对的异化。从青词宰相到乞食僧舍，严嵩的命运轨迹，恰似一面扭曲的镜子，照见了整个王朝的病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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